碑帖行家孙伯渊藏宋版十王罗汉城大学会斋牒展布首都万隆,宋辽金元坊刻家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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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刻本

雕版印刷业在宋代的繁盛,为书籍的广泛流传和普及创造了条件。处于承前启后位置上的宋版书因其刻印精工和流传稀少,呈现出独具的文献学价值。与此相联系,世人多以宋版书为贵,或为治学,或为显富;或珍视有加,或顶礼膜拜。佞宋之风,遂成世俗之画。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已臻成熟,无论书写还是刻印都相当精美,形成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为后代所推崇仿效。世界上最昂贵的书籍,并非金箔、银箔甚至镶嵌珠宝的印刷品,而是中国的久富盛名的宋版书,这种珍奇的版本几乎可以用价值连城来形容。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给我国古代文化的广泛传播拓展了无穷的想象空间。经过唐、五代的发展,到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技术也由萌芽逐渐走向成熟,雕版印刷得到了广泛应用。宋元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日益多样化,雕版印刷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官府、坊肆、私家竞相刻书,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刻书业几乎遍布全国,其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逐渐形成以浙江杭州、四川眉山、福建建阳、山西平水等几个刻书中心。刻书的品种众多,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典籍。由于刻书目的、主旨不同,官刻、坊刻、家刻三种刻本内容也不尽相同,各有侧重。官府刻书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历朝正史、诸子、医书、字书、类书和名家诗文以及佛、道两家经典等。私家刻书以文集为主,传播学术。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导向,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主要刻印一些销路好、适合广大民众口味的书籍,涉及儒家经典、童蒙字书、科举应考程文等相关内容。两宋繁荣兴盛的刻书事业,对后世文化的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刻本传世不多,北宋刻本更为珍罕,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早在明清时期,宋版书就是藏书家竞相搜求的宝贝了。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在他的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这段话,说的是明末的事儿,货币到底如何换算我们无法考证。但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老话已流布坊间。可以想见,宋版书早就是藏书家和文物贩子争相追逐的奇货,叫价自然非常惊人了。那么,现在举国上下收藏热,宋版书又到了怎样一个行情呢?目前的宋版书依然按页论价。

宋代坊刻本

宋版书如此珍贵主要原因还是宋版书流传不多,极为罕见,加以宋代刻印的书籍内容近于古本,刊印精美,装潢考究。北宋时期,除首都汴梁外,尚有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的眉山等地,都是刻书的中心。后代的兵燹战乱、水火天灾,给宋版书带来了厄运,使北宋印本书籍能留存到今天的,除极少数的佛经外,均以凤毛麟角。

坊肆,即民间刊刻、印刷并出售书籍的地方,以营利为目的。又称书肆、书林、书堂、书棚、书铺、书籍铺、经籍铺等,泛称书坊。坊刻本即书坊主刻印之书。通常书坊雇有写工、刻工、印工等。坊肆刻书起源最早,唐代印刷术发展以来,坊肆刻书日益兴盛,入宋后更为普遍,一些书肆有几代人相继传承者。宋代坊刻遍布全国,以浙江、福建、江西、四川等几个地区的书坊刻书最为活跃,所刻多为经史百家、唐宋名家诗文,科举程文及民间实用书。最著名的宋代有临安陈氏书籍铺、荣六郎书籍铺,建安尹家书籍铺、余仁仲万卷堂、建安黄善夫家塾、建宁黄三八郎书籍铺等。其中,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一般认为是家刻本。然黄善夫刻《史记》虽版刻精美,其校勘之粗率,出乎意料,当是坊刻本。

宋版书为世人珍重若此,究竟它是什么样子?其主要特征是:印书多用皮纸和麻纸,文理坚致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朴拙的颜体字;建本字形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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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是宋代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在福州,北宋就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佛经刻印,证明当时已有一大批精良的刻版工匠。而闽北的建宁地区,更集中了较多的印刷作坊,书籍的印刷量居全国之首。两宋时,有记载的书坊有三十三家。建阳的崇化、麻沙两处,书坊更为集中。朱熹说:「建阳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说明在福建建阳一代佛经的刻印历史悠久,有据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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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王信仰,指崇信和设斋供养地府十王,祈求转生极乐好处的信仰观念和修持活动。十王即指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变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五道转轮王。十王信仰,兴起于晚唐、五代,一直持续到今天,成为我国民间信仰的主要部分,其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说法深刻影响着国人,为亡人作七斋周年斋、三年斋直至今日还在我国民间流传,成为民间一种风俗习惯。《十王经》,又名《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本经成为了十王信仰的依据。

书坊主人多不见史传,除陈、余两家略可考证外,其余诸家坊肆,只能从传本和各家书目记载或藏书家题识中见到。一般认为坊刻本目的在于速成营利,不注重校勘,质量不高,其实并不尽然。现存坊刻本中仍不乏刊刻精品之作。如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所刻《唐女郎鱼玄机诗》、《周贺诗集》;建安黄善夫刻《史记》、《汉书》;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等,堪称宋代坊刻本中之精品。

《宋宋福州建阳景福院罗汉大会十王斋牒》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极少的关于北宋佛学的第一手材料,让我们看到了寺庙中如何召开罗汉大会、十王大会中到底需供奉何物、北宋的建阳刻板印刷的到底水平如何、北宋用纸到底如何精良。此斋牒为北宋神宗四年至元丰六年福建建阳县景福寺院罗汉大会斋牒。此件由三组牒文组成:1.景福院结五百圣众会斋牒,一张;2.景福院结罗汉会斋牒,一张;3.普光院结十王会斋牒及给入会弟子施语封条,十二张。此件通过实物可知罗汉大会共历十场,多方施主捐资,普光院高僧主持。一七敬秦广王、二七敬初江王、三七敬宋帝大王、四七敬五官王、五七敬阎罗王、六七敬变成王、七七敬泰山王、百日敬平等王、周年敬都市王、三年敬轮转王、十场从北宋元丰五年至元丰六年。观此套斋牒共计十四张,用纸为北宋典型的白麻纸,从刻印的风格来看也是北宋建阳风格无疑,字形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刷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为北宋典型风格。此斋牒宋刻宋印,查有关资料未见古今中外任何著录,实为海内孤本,至为珍罕。

南宋时,四川地区刻印了一系列唐人诗文别集,数量较多,世称蜀刻唐人集。传世各集可分两个系统:一为十一行本,皆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约刻于南北宋之际,今存《骆宾王文集》、《李太白文集》、《王摩诘文集》三种;一为十二行本,皆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今存《孟浩然诗集》、《刘文房集》、《陆宣公文集》、《昌黎先生文集》、《刘梦得文集》、《张文昌文集》、《皇甫持正文集》、《欧阳行周文集》、《新刊元微之文集》、《杜荀鹤文集》、《孟东野文集》、《新刊权载之文集》等十九种。各书楮墨精良,藏书家皆珍视之。从其“新刊”之类书名来看,应该都是坊刻,而非官刻、家刻。今各书均钤有元代“翰林国史院官书”长方朱印,明清两代藏内府。清康熙时,刘体仁等取之内库,此书始流传民间,今存本多有“刘体仁印”、“颍川镏考功臧书印”等印。

本件《北宋罗汉大会斋牒》为碑帖专家孙伯渊先生誓死珍藏的一件北宋遗珍。由孙伯渊先生的亲友提供。当我们展开这卷《北宋罗汉大会斋牒》的时候,其亲友给我们讲述了,孙伯渊先生珍藏这十四张北宋遗珍背后的故事。

宋代家刻本

孙伯渊,江苏苏州人。出生于装裱篆刻世家。其父孙念乔善于镌刻碑石,擅长鉴定碑帖,且开设集宝斋小作坊。父亡,他继承家业,从事刻石拓碑,对碑帖书画鉴定有较深造诣,徐森玉、刘海粟等推崇他为碑帖鉴定专家。2000年香港集古斋出版发行《满地香泥梦有痕–孙伯渊先生捐献金石拓片清册》。足见孙先生的收藏水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宁弃一切,而将珍藏的北宋罗汉会斋牒由苏州转移来沪,以防战乱损失。其间日本人得知孙伯渊有此件北宋珍品,曾威逼利诱其将此牒拿出,孙均未同意。解放后,他先后将金石碑文4000余件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将颜真卿多宝塔、欧阳询皇甫君碑、李北海岳麓寺碑等宋拓法帖10种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多年前日本某图书馆、香港图书馆均提出欲高价将本牒购出国境,但孙家人为了满足孙伯渊将本牒留在国内的愿望均未答应。此次孙伯渊亲友将本北宋珍品拿出提供给北京万隆拍卖,使我们领略了北宋遗珍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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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佛学研究专家方广錩教授曾撰文: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既有比较精细、高深的哲学形态,也有比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态。由此,它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人们的不同需要。我把前一种形态称为佛教的义理性层面,把后一种形态称为佛教的信仰性层面。义理层面的佛教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以大藏经中收入的印度译典及中国高僧著述为依据,以追求最终解脱为主要目标;而信仰层面的佛教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以汉译典籍中的信仰性论述及中国人撰着乃至诸多疑伪经为依据,以追求现世利益为主要目标。义理层面的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处于主导地位,它为佛教提供了高水平的骨干与活泼泼的灵魂,它的兴衰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兴衰;但信仰层面的佛教较义理层面的佛教影响更大、更深、更远,为中国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佛教绵长生命力的基本保证。这两种层面的佛教虽然各有特点,有时看来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但又相互渗透、互为依存,绞缠在一起,相比较而存在。当两者相对平衡,佛教的发展便相对顺畅;当两者的力量相对失衡,佛教的发展便出现危机。

家刻本,即私人出资或主持刊印的书籍。私人出资刻书,主要出于传播学术的目的,数量远不如官刻、坊刻之多;加上刊刻人校勘精审、精雕细刻,故家刻本历来颇受推崇。宋代私家刻书最著名者,如庆元二年吉安周必大刻《欧阳文忠公集》,嘉泰元年周必大刻《文苑英华》;廖莹中世綵堂刻《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纸莹墨润,令人赏心悦目,堪称宋版书中之上品,都是有名的私宅刻本。

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中,两者不可偏废。应该指出,当前研究界对于信仰性佛教的研究不够重视,导致宋以下佛教的形态,至今若明若暗。这卷北宋福建建阳会斋牒的面世,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当时广泛流传的信仰性佛教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一点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辽、金、蒙古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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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两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有辽、金、蒙古,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刻书事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契丹族建立的辽很重视佛教,注意吸收中原文化。除大量刻印佛经外,也印刷儒家经典、各类史书、诗文集及各种工具书。辽代印刷业最发达的是燕京、范阳以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当时燕京已有多家书肆。辽代刻书传世已廖如星凤,有关文字记载亦甚少。目前见到的辽代刻本是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的,以山西省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存《契丹藏》、《蒙求》等为代表,极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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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统治者虽以武力称雄,但也颇为重视文化,其刻书事业相当发达。金灭北宋时,将汴梁的书肆和北宋政府三馆文籍图书、国子监书版以及一部分雕版工人一并掠去,迁往金代刻书业的中心平阳府,即平水,今山西临汾一带。平水不仅官方设有刻书机构,主持刻书,私家和书坊刻书也很多。私刻多经史文集,坊刻多医书、类书及说唱诸宫调,为金代刻书业集中之地。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南丰曾子固先生集》、《萧闲老人明秀集注》、《刘知远诸宫调》等,基本上都是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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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建立“蒙古汗国”。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这一期间为蒙古时期。受宋、辽、金等地刻书事业的影响,蒙古时期的刻书事业也日益兴盛。蒙古太宗八年已经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刻书。现存有代表性的坊刻本有蒙古定宗四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所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家刻本主要有蒙古宪宗六年北京地区赵衍刊刻的《歌诗篇》。

元代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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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为了巩固蒙古族政权在全国的统治,元朝统治者非常注重吸收汉族文化。上承宋金传统,政府重视刻书,官府与民间刻书业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两宋相比,刻书地区更为普遍。浙江、江西刻书业很发达。元代的杭州地区,把原先南宋的国子监改成了西湖书院,继续负责刊刻经史群书,形成元浙本系统。官刻书多奉诏下杭州刻版。其他地区仍以福建建阳和山西平水为最繁荣,形成麻沙、平阳两个刻书中心。江南、江东、湖广各地在刻书方面也有所发展。元世祖将经籍所从平阳迁大都之后,北京刻书业随之兴盛。元代刻书仍以当时士大夫诵读必需的经、史为多,诸子书、类书以及新编农书、医书、科举用书等刻印量均很大。在南方,经过宋元之交战争的剧烈毁坏,眉山这个刻书中心,已经不复存在。

元刻本特点是字体多仿赵体,即当时最流行的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字。字多简化、俗体字,不避讳,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渐向四周双栏发展,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版心多

作黑口。

元代坊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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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刻书基本上延续前代。坊肆刻书比官刻、家刻数量多、规模更大,流传较为广泛。各地都有书坊,以平水、建阳最为集中,或延请名家校订,有不少精椠佳刻。福建建宁府沿袭南宋刻书风气一直发展下来,仍然是书坊聚居之地,刻书最多,建阳、建安尤为出名。如余氏勤有堂刻《国朝名臣事略》、刘氏日新堂刻《伯生续诗集》、宗文堂刻《静修先生文集》、虞氏务本堂刻《赵子昂诗集》等,刊刻精良,皆当时著名书坊所刻重要典籍。建阳书坊中有些书籍铺不仅自己刻书,有时也承接官方刻书。如余志安刻《四书通》,是当时名儒胡炳文的著作。从书后张存中跋语可知此书是浙江儒学委托建阳书坊刊印的。杭州地区的书棚本等比较精美的坊刻在入元后已经消歇。现存的只有杭州中瓦子张家书铺刊印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记》等,其字体接近宋浙本,是元代杭州地区的坊刻。元平水本现存有曹氏进德斋刻《尔雅》、《中州集》等。元代坊刻涉及经学、诸子、医药、文集、通俗读物等各类书籍。

元代家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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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刻书风气影响之下,元代私家刻书比宋代有了更大发展。私人刻书家增加,书籍刻印品种齐全,质量提高。《书林清话》收录元代私人刻书就有四十余家。现存著称于世者,有今浙江淳安邵桂子编刻的《邵氏世谱》、今江苏松江叶曾南阜书堂刊刻的《东坡乐府》。又如岳氏荆溪家塾刻九经三传、吉安王常刻《王荆公诗笺注》、东平丁思敬刻《元丰类稿》等,皆镌刻极工,不下于宋版,为元代私人刻书中的典范。元代私家刻书中,有些历史相当悠久,绵延近百年。(作者:李红英,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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